费老就是费振刚先生，我在北大中文系念书的时候，他正做着系主任的职务。费老其实并不老，50年代的时候，他还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，就已经有了这个雅号。当时的中文系学生大多兴趣在现当代，他是少数的几位热爱古典文学的学生。于是王瑶先生就给了他这样一个略带戏谑的称呼。然而费老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，在知天命之年开始鬓见二毛，而到才近花甲的时候就已经是雪盈于头了。于是费老又成为我们这帮学生对他的昵称。记得有一次，北大组织了“京剧走向青年”座谈，前来参加的有于魁智、王蓉蓉、李胜素等名角。作为铁杆戏迷，我自然不会缺席。费老也是戏迷，却未曾与会。在那次会上，邂逅哲学系一位教授，我敬他为某老，又提到费老如何如何，他便说自己在北大只能算是小弟弟，又批评说，费先生在北大如何能称“老”呢？只有季羡林先生那样的，才有资格称“老”。诚然，他的话是对的。北大的老教授多，像费老这样的，本来是没有到足可称“老”的年纪，然而，这位教授又何能明了我们对于费老的那种发乎至诚的亲切的感觉呢？在费老这样的年纪，又有过不寻常的经历，还能仁厚宽宏如彼，是颇不多见的。
费老在中文系有“好好先生”之名，他一般不太发表自己的见解，而总是采取一种折中的态度。从一个意义上讲，这是和而不同，而在有些人看来，可能就是乡愿了。我从未见过费老有严词厉色的时候。他的脸上总是带着温润的笑容，使你顿时忘记他的身份，而愿意与他亲近。仁者不忧，庶几就是这个样子。在我快毕业的那个学期，有一日我去系里，正撞见费老。彼时他方从香港讲学归来，我已有近一年的光景未曾看见他温润的笑容了。他的腋下夹着三本书，我一看时，是《鹿鼎记》，三联版的。他见我注意他夹着的书，神情有些忸怩，于是说：“这几天腰疼，没法工作，看看《鹿鼎记》。”我听他的话，仿佛是说《鹿鼎记》只能供消遣，便一本正经地道：“《鹿鼎记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小说，我已经看了20遍以上了。”这话在我以为是陈述了一个事实，心里充盈的是晚辈对于长辈撒娇的感觉。但倘若外间有人在场，必要诧异万分，决料不到一个学生能这样同系主任说话。费老的回答也绝，他说：“最伟大嘛倒不好说，我才看第三遍！”
我在通过高考以后本来是被清华中文系录取的。在清华读了两年书才转学去北大。当时费老同我素不相识，但为我转学的事宜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以后我的朋友陆杰要从北大西语系转中文系，他又是尽心尽力。我引陈寅恪在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里赞胡适的诗句说他“独为神州惜大儒”，他就很爽朗地笑，那种笑是没有丝毫的渣滓的。我到北大以后很长时间也没有见过费老。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清华召开纪念闻一多先生的学术讨论会，我在那儿才第一次见到他。费老也很有心，到了会议所在的甲所，坐定未久，就向清华中文系系主任徐葆耕教授询问我的情况。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费老一定要拉我坐到他的身边。在一张桌上的还有徐葆耕先生、蓝棣之先生、闻黎明先生。在座的似乎都不善饮，只费老一人要的是啤酒。他也劝我喝酒。我说我只喝白酒，他马上就说：“那你是名士。”
费老知道系里哪些学生有哪些特长，并一一关照合适的老师应予注意。费老也会批评人。但即使是最严肃的批评，也总是带着与人为善的目的。我的第三本诗集印行的时候，他曾就其中一些谩骂的成分专门找我谈了话。他在看了那一本诗集之后，马上就同系里另一位极为关爱我的老师卢永?先生通了电话，希望后者也能给我以劝戒。他曾经说我传统文人气太重，他的语气很平缓，并且先说自己这一代人没有文人气，也是一种欠缺，但我知道，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心情是最严肃不过的。现在我只要回想起当时的情形，便觉得耳畔另有一个他的声音在呼喝：“你不要再这样！”
费老决不是那种无原则地敷衍的人。倘若他能够那样做，以他的学术地位、资历，完全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。哲学系李真教授在“文革”时与费老关在一个牛棚里头。他曾经当面对费老说：“你叫振刚，这个名字好，你的确极为刚正。”李真先生是南方人，“振”与“正”在他念来是同音。北大曾有一位教授，因政治上走了弯路，被安排到别的学校去，职称也改为副教授。当时费老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向党中央写信，说政治处分不能取代学术评价。至今许多人也不知道这件事。
费老不属于那种让人一见难忘的人。跟他在一起时，并不觉得怎样，可是一旦见不到他，又觉得仿佛缺少了什么。他的风骨隐藏在他漫漶的外表下面。有一段时候，我常能碰见他，他那不加修葺的华发，透出眼镜的和蔼的目光，总是令我想起菊的清芬，梅的瘦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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